中国经济新动能｜警惕数字时代下经济的“四大极化”效应

当下，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也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影响范围之广、渗透程度之深前所未有，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以数字化生产力为代表的全新历史时期。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前三次工业革命分别是以“机器与蒸汽”、“钢铁与电力”和“信息与网络”为标志的技术飞跃。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构成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标志着自动化进程的又一个新的里程碑，势必给人类社会带来深刻影响。

数字经济所蕴含的巨大生产力带给了中国经济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重视数字经济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巨大挑战。在数字技术不断进步的背景下，不同地域、人群和行业之间由于数字资源禀赋或技能水平的不同，收入和财富分化会进一步加剧。这种“数字鸿沟”现象还会因为制度约束而加剧。

在一项新近的研究（刘瑞明、许元：数字时代的中国经济：机遇、挑战与应对，《产业经济评论》，2024年第2期）中，研究者们指出，当下，数字技术的应用存在着“四大鸿沟”：

第一，地域鸿沟。地域间数字鸿沟的形成，主要源于数字资源在地理上的高度差异性分布。具体来说，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各地区存在显著差距。这种差距导致了数字资源的获取在不同地区间的极大不均。

在数字技术进步迅猛的当下，一些中低技能劳动力面临着被技术替代的风险，这在数字资源匮乏的欠发达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往往难以接触到先进的数字技术和相关服务。这不仅限制了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减缓了他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在一些偏远地区，由于缺乏足够的数字基础设施，如宽带互联网连接和移动通信服务，居民在获取教育资源、医疗服务以及参与电子商务等方面存在明显劣势。这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之间、不同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数字资源匮乏导致发展滞后，发展滞后又进一步加剧数字资源的不足。

第二，人群鸿沟。从代际的角度考虑，中国长期处于人力资本快速提升的阶段，年轻一代的人力资本水平明显高于中年群体。年轻人更容易适应数字化时代的要求，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去获得新岗位。相比之下，对于技能水平中等或较低的中老年工作者而言，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挑战尤为显著。仅有那些受过更高教育的劳动者，才更有可能在要求创造性更高的职位上重新获得就业机会。

这也意味着，结构性失业的比例将依赖于劳动力的整体教育水平（或技能水平）。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1978年的1.55%上升到2023年的55.4%，2023年的大学毕业生人数更是达到了1158万。然而，中年及以上人群的平均教育水平仍然偏低。美国、英国的就业人口中，拥有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是中国的两倍以上。因此，中国受数字技术冲击的群体将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此外，许多处于社会经济边缘的群体，例如残疾人和困难户，也可能在数字化进程中面临失业的风险。这种情况可能加剧了社会经济分化，对于减少社会不平等和提升整体福祉的努力构成了挑战。

第三，行业鸿沟。当前，各行业在数字化应用方面的差异显著，其中一些行业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而其他行业则相对滞后。这种差异不仅仅体现在技术应用层面，更深层次的是思想观念和技术理念的差异。在数字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中，例如金融科技和电子商务，数字技术已经完全融入其日常运营之中，而在传统制造业、农业等领域，数字化的步伐则相对缓慢。这种差异导致了显著的行业鸿沟，进而形成了技术壁垒。这些壁垒不仅限制了信息和技术的流动，也影响了人才的流动和资源的配置，加剧了不同行业间的不平等。

第四，制度鸿沟。当前的制度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数字技术的普及和风险管理。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还未能完全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需求，导致数字技术在跨越地域、人群和行业时面临诸多阻碍并带来风险挑战。针对金融等特定行业的规定也可能限制数字金融等业态的普及。数据安全治理体系尚不完善，个人信息泄露和电信诈骗的风险仍然高企。因此，为了实现数字技术的普惠，不仅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制度层面的改革和国际合作，以消除这些制度上的鸿沟。

数字时代的“四大鸿沟”体现了数字禀赋的先天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连同技术进步偏向性和网络外部性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发展的不平衡，引发“四大极化”效应：第一，企业利润极化；第二，就业结构极化；第三，收入分配极化；第四，供需匹配极化。

（一）数字技术发展引发企业利润极化

在网络效应的作用下，同一市场内往往只有极少数“赢家”，市场的寡占性越来越明显，利润也越来越向个别大企业集中，导致企业利润的两极分化。近年来各类数字化平台加速涌现，网络效应所带来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形成平台经济。例如，网约车企业在刚进入市场时，都采取了大规模补贴、低价竞争的策略，在一两年内最大程度地扩展用户规模，同时限制其他竞争对手的生存空间。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加入，平台对潜在用户的吸引力也就越大。

各类数字化平台都采取类似的策略，获得优势的企业可以在市场内迅速扩张，而小企业只能被迫退出市场。比如，微信、淘宝、抖音、滴滴等头部数字化平台在各市场中的市场势力都非常强。同时，数字化平台一旦占领市场，就可以利用平台的优势在主营业务之外开展其他相关产品的经营，使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得以充分发挥。例如，腾讯公司在社交网络平台领域具有强大优势，它也就借助这种“互联网的水与电”拓展了数字金融、网络游戏等领域产品，从而成为多领域的市场龙头。这些“超级明星”企业占据了数字经济中的大多数市场份额、利润和数据资源，进一步导致市场势力的两极分化。

（二）数字技术发展引发收入分配极化

随着数字资本的不断渗透，劳动收入相对于资本收入的比例下降，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导致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由网络效应所内生的两极分化趋势，会导致一系列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包括大数据定价歧视、平台的独家选择问题，也涉及市场中“赢者通吃”的趋势，最严重的是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数字化平台发挥网络效应的结果是，大型企业在数字经济中发挥的影响力远超传统经济，这也就带来了大型企业和资本在市场中谈判力的增强，与之对应的就是其他市场主体变得弱势。平台垄断推动了收入从劳动力转移到资本。大型公司不仅在产品市场上获得了更多的力量来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而且还获得了对劳动力市场工资的强大谈判力。比如淘宝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谈判力不断下降，所获取的收入越来越少，最终可能导致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

历史上，历次技术进步都是有偏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显著下降，使得全球范围内的主要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明显提升。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企业与员工之间的不平等日益加剧，财富与收入的不均衡可能进一步恶化。

（三）数字技术发展引发就业结构极化

数字技术对中低技能和非创造性的劳动者产生直接替代，导致就业结构的两极分化。数字经济领域的生产效率提升，为高品质就业机会的增加和高技能劳动者收入的提升，提供了广阔空间。然而，数字技术的革命同样带来了就业的替代风险。数字技术的应用必然会对很多现存职位产生大量的替代。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其成员国在未来20年内可能被数字技术所取代的职位比例进行了估算。研究发现，OECD成员国的平均比例为57%，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甚至超过70%。特别地，中国的比例可能高达77%。对中国的研究也表明，机器人使用的增加会导致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下降。有文献预计到2049年中国将有2.78亿劳动力被人工智能替代,占中国就业总人数的35.8%。在中国劳动力工资快速上升、机器换人速度增加的背景下，数字技术对制造业劳动力的替代格外值得警惕。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工业机器人销售量自2012年的23000台，至2017年的138000台，5年内几乎增长了5倍。

以机械化取代人力为核心的智能化生产技术变革，加速了对中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过程，从而导致了劳动市场的结构性失业问题。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技能结构必然会产生巨大影响。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劳动力需求正逐步偏离那些容易受到技术替代的中低技能和非创造性的工作，特别是容易标准化的工作，这被称作是“常规偏向性技术进步”。

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呈现出一种极化趋势：制造业工人和办公室文员等中等技能岗位的比例在下降的同时，对于科技人员等高技能职位和私人服务型等难以被自动化替代的低技能职位的需求则在上升。对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和云计算等五项关键数字技术的应用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进行了评估，发现先进数字技术的应用显著提升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而降低了对中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同时，由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非常低，数字技术在短期仅在替代中等技能劳动力上具有成本优势，故会导致就业结构的两极分化。而在长期视角下，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进步，很多低技能劳动力也不再具备成本优势，也面临被全面替代的风险。就中国而言，2021年中国高技能劳动力比例仅为17%，远低于美国的48%，因此，中国劳动力市场受数字技术冲击的危险可能远高于美国。

（四）数字技术发展引发供需匹配极化

低收入群体的需求和消费能力显著下降而产品生产量大幅增加，导致供需匹配极化。数字化经济的发展可能导致收入分配不均，进而引发供需不匹配的问题。一方面，低收入群体因数字技术取代其劳动岗位而丧失收入来源，导致其需求和消费能力显著下降。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提升了整体社会生产力，促使产品生产量大幅增加。

然而，这些产品却面临着缺少有效需求的困境，即凯恩斯意义上的经济危机。数字化经济的发展孕育了众多新兴的就业形态和工作方式，这些形态和方式通常隐藏着劳动力谈判能力较弱的风险。尤其是平台型企业，它们广泛采用众包等灵活的用工模式，可能对劳动者的权益造成损害。关键问题在于，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多为非正规性质。这种非正式且模糊的关系使得平台能够规避常规雇佣关系中应承担的社会保险和劳动保护责任。目前，对于按需灵活就业的劳动者，其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极为有限。

在人工智能时代到来后，数字技术对供需匹配的威胁越来越大。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说：“人工智能可能成为对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就是对这一问题的严重警示。自人工智能技术问世以来，机器学习算法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人类智力功能的替代，能够完成众多过往仅人类才能承担的任务。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可能不仅仅是自动化进程的一种延伸，它更是人类技术发展历史上的质变。

中国经济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当前的数字时代既蕴藏着前所未有的红利，同时也面临着“四大鸿沟”和“四大极化”的严峻挑战。在这一关键时刻，如何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亟需采取两大应对措施：一是通过制度保障弥合鸿沟，二是通过社会保障防止极化。只有采取适当的政策，才能在促进数字技术发展的同时，有效缩小不同地区、群体和行业之间的数字差距，完善数字治理体系，从而实现制度层面的保障。此外，加强社会保障同样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改善再分配和筑牢社会安全网方面。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避免社会极化，确保数字经济为各阶层带来实实在在的红利。

（本篇为澎湃商学院独家专栏“中国经济新动能”系列之十，作者刘瑞明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国有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许元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