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小明｜一生有光：“小人物”邵贻裘的光华情缘
日月光华，星河璀璨。今年的6月3日是上海光华大学建校百年之期，为纪念这一特殊时日，华东师范大学将举办系列活动以为缅忆。受校方委托，笔者承乏光华大学文献展一事，故近来对展览中的展品多有梳理，细检后发现，其中固有如群星辉耀夜空的诸多名家，如学人吕思勉、钱基博、钱锺书等人的翰墨，亦不乏教育家张寿镛、王丰镐、朱经农、廖世承等人的手泽。当然，还有不少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比如光华大学商学院学生邵贻裘——如果不是展览中有着一批与他有关的文献，邵贻裘在光华校史中恐怕只是校友录中的一行文字而已。
邵贻裘的文献之所以能进入我们的视野，不仅因为这批文献保存较为完整，更重要的是，它见证了一位光华学子与母校之间血脉相连的深厚情感。那么，邵贻裘何许人也？他与光华大学又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让我们打开这些尘封已久的文献，共同走进邵贻裘的世界来一探究竟。
“文献展”中的邵贻裘世界
邵贻裘的《光华大学附属初中奖金证》，是他与光华大学的最早联系的见证。这件颁发于1939年的《奖金证》的内容见下：
查学生邵贻裘于二十七年度第一学期在本校肄业，学行、成绩均属优良，应予奖励，特给奖金肆拾元，此证。
光华大学校长兼领附中主任张寿镛（钤印：张寿镛）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三十日
《奖金证》
可以说，这一证书既证实了邵贻裘在光华初中的学习经历，证书中的“学行、成绩均属优良”评语又足以说明他的学习情况。同时，这一《奖金证》的设立之缘起及其对附中学生的意义也可略作申说。检之《1937年光华大学一览》一书，其中有《一年来的光华附中》一文，该文的第五部分有“奖励学主”这一项，其云：“本校每学期对于学行优良之学生，定有奖励办法。本学年第一学期得奖金或奖状者，共有三十一人，姓名附志于下。”“奖励学主”分三个等级，即“得奖金四十元及奖状者、得奖金十元及奖状者、得奖状者”，尽管这一奖励的内容来自《1937年光华大学一览》一书，而邵贻裘的“奖金四十元及奖状”是光华大学1938年颁发的，我们以为，光华附中对学生奖励的宗旨与级别是不会变化的。换言之，光华大学附中对“学行、成绩优良”的邵贻裘的“特给奖金肆拾元”奖励，是1938年光华附中学生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此外，这一《奖金证》中值得注意的是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的亲笔签名之上所印的“光华大学校长兼领附中主任”这一称谓，作为光华大学校长的张寿镛为何会在此时兼任光华附中校长一职呢？考之光华校史，1938年春，原光华大学副校长、附中主任廖世承奉教育部令筹建国立师范学院，请假入湘，故附中主任一职由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兼任。所以，某种程度上说，邵贻裘的这一奖金证也可作为光华大学重要人事变动的文献佐证。
邵贻裘1938年从光华初中毕业，那他是不是继续在光华高中读书呢？要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在这批邵贻裘的文献中找到一件题为《壬午补习社高中部第2次小考成绩报告单》的文献，这一成绩单的内容见下：
径启者：本社本学期第2次小考业经结束，兹将学生邵贻裘所考各科成绩列表报告贵家长查照，至希随时加以督促，俾期进步，是所至盼。专此，顺颂台绥！
壬午补习社教务组启
高中成绩单正面
高中成绩单反面
在解读这一成绩报告单之前，有必要对壬午补习社这一机构作一介绍。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光华大学为应对时局之变，对学校建制作出重大调整，名义上停办了沪校大学部及附中部，而改设诚正文学社、格致理商学社、壬午补习社，使得大中学生得以继续学业，同时维系学校命脉。这里的壬午补习社其实就是光华大学附中改头换面的另一个名称而已，其办学地点与师生均没有改变。弄清楚壬午补习社就是光华附中的这一事实之后，关于邵贻裘1938年以后是不是继续在光华高中读书的问题也就不言自明了。
当然，这一成绩单上还有几处可注意之处：一者是邵贻裘在光华高中所上具体课程及成绩，他们分别是国文（2）、英文（4）、大代数（2）、复习数学（4）、物理（4）、西洋文化（2），从成绩单上的说明可知，学生的成绩等第对应的分数分别是1等：90至100，2等：80至89，3等：70至79，4等：60至69。同时，这一成绩单的外封上写有“福煦路明德里56号邵廷荣先生台启”字样，福煦路明德里56号无疑是邵贻裘的家庭住址，而邵廷荣当是邵贻裘的父亲。此外，这封成绩单寄出的时间为1942年6月，其外封上印有壬午补习社的地址是“汉口路422号”，此处的“汉口路422号”实为光华大学在抗战中另一处寄居之地——上海证券大楼。
通过以上两件光华附中文献解读可知，邵贻裘1938年从光华初中毕业后，继续在光华高中读书，甚至在1942年他仍在光华高中学习，也许1942年他就从光华高中毕业了。当然，以此时间证之光华校史，1937年8月，“淞沪事变”爆发，随后光华大西路校舍被日寇焚毁，全校迁往愚园路1028号岐山村上课。1937年底，中学部又迁往成都路274弄上课，随后又迁往汉口路422号的证券大楼，校舍被毁与烽火中辗转迁校，这些光华校史上最为悲愤与艰难的时刻，邵贻裘无一不亲身经历过，这些国破校毁的痛史，相信会让当时还是初、高中学生的他永生难忘。
既然邵贻裘初中与高中都选择了光华附中，似乎他进入光华大学应是顺理成章之事。检之这批文献，我们却意外地发现两张1942年大同大学工学院的成绩表，这两张成绩表无疑是属于邵贻裘的，至于他为什么不在光华大学继续学业而选择大同大学的原因，一时之间实在是让人无法揣度。只不过，让人更为讶异的是，在这批文献中还有一批光华大学商学院会计系的学生成绩报告单与学生证，这批成绩报告单分别是邵贻裘1945年上学期、1946年上学期、1946年下学期、1947年下学期在光华大学的成绩记录，也就是说，在大同大学求学两年之后，邵贻裘最终还是回到了光华大学的怀抱。这批文献中还有一件光华大学1948年发给邵贻裘的《大学毕业证明》，具体如下：
教育部立案私立光华大学为发给毕业证明书事
查学生邵贻裘现年廿六岁，系浙江慈溪县人。于民国卅六年度上学期在本校商学院会计系毕业，正式文凭因汇送教育部验印，特先发给此项证明书，此证。
校长：朱经农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八日
光华大学1948年发给邵贻裘的《大学毕业证明》
光华大学学生证
光华大学学生证反面
光华大学学生成绩报告单
这一毕业证明文献提供给我们一些邵贻裘的基本信息，比如他从光华大学毕业的时间为1947年的上学期，他1948年的毕业证明上写有他二十六岁的字样，那么，他的出生年龄就是1922年，他的籍贯为浙江慈溪等等。当然，更重要的是，通过拼合包括毕业证明在内的邵贻裘文献，我们大体上能还原他从初中、高中直至大学的学习经历，从1939年到1948年近九年中，邵贻裘先后辗转于光华初中（1937-1938）、壬午补习社（即光华高中，1939-1942）、大同大学工学院（1942-1944年）、光华大学商学院（1945-1948），尽管在九年的学习时光中，邵贻裘也曾有游离在光华大学之外的经历。但不可否认的是，光华大学及其附中一直是他学生生涯的主轴线，他的生命已然被烙上了深深的光华印记。同时，我们在这批文献中还发现一件颇有意义的文件，一份用国信银行便用笺写就的光华大学复校基金捐款证明，内容是这样的：
兹今邵贻裘君交来光华大学复校基金捐款计拾五万贰千元，又用剩收条壹张照收，此复
邵贻裘先生
国信银行，卅五年六月廿四日
光华大学复校基金捐款证明
尽管这十五万的捐款比之当时光华复校所需上亿元的巨资而言，只是杯水车薪而已。但是，对光华大学的一名学生而言，在学校百废待兴与最需要资助之时，能及时给予力所能及的捐助，即便是在八十年后的今年，透过这张泛黄的复校基金捐款收据，我们还是能感受到邵贻裘对光华大学的那份炽热、诚挚的情义。
言之至此，邵贻裘从光华初中、高中直至光华大学的学生生涯也已是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而围绕这次光华文献展中的邵贻裘文献的粗浅解读似乎也可以告一段落了。不过，作为策展人。对展览人物的命运与生活，自然会多了一份特别的好奇，也不禁会多追问几句：邵贻裘从光华大学毕业后，他又去了哪里工作？他后来的生活与光华大学还有没有发生过交集呢？
网络中的邵贻裘信息
正是在这一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们在网络上以“邵贻裘”为关键词进行了查找，结果发现几则邵贻裘的信息，现罗列如下：
一、《无线电小组的组织和活动计划》，1957年12期《物理通报》，华东师范大学附中邵贻裘。
二、《附中名录（1925-1951）》，教职工名录中有邵贻裘。
三、《古稀之年来聚会 不忘当年师生情——记59届高三年级第一次聚会》，年级聚会筹备组成员供稿，方正执笔，2012年4月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中校友会网站上。
四、《记忆的碎片——忆华东师大附中智育点滴》，华东师大附中1956届初三乙班 朱以中，2015年2月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中校友会网站上。
综合这四则信息来看，网络中的这位邵贻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位物理教师，他的工作学校是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不过，在前三则信息中邵贻裘是作为署名作者或教师姓名出现，并无其工作或生平的内容。第四则《记忆的碎片》的文章倒是有一段关于邵贻裘上课情况的描写，其内容如下：
我有点怕物理老师邵贻裘，他瘦瘦的，个子很高，每次课前提的问题都比较难，不太好回答。每当他提出问题，大家就屏住呼吸，教室空气有凝固之感，他不是马上叫同学回答，而是从上往下慢慢看名册点，最后，才慢慢、轻轻地说出一个名字，于是整个教室空气为之释放，大家顿时有松一口气的感觉，女同学常以手拍胸：“采采”（沪语，意吓了一跳）。被叫起来的同学如以前复习不认真，记分册上就难免被写上一个“2分”。
看来，这位邵贻裘老师是位不苟言笑的严师，就是在华师大第一附中的学生毕业几十年后，再回忆起当年的学生生涯时，他严肃认真的教学形象还是那样鲜活生动。那么，这位邵贻裘会是当年从光华大学商学院毕业的那位学生吗？毕竟商学院会计系的毕业生去华师大附中教物理，这个转变委实是有点突然与急剧。当然，因为现在的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中前身就是当年的光华大学附中与大夏大学附中，邵贻裘初高中也正是在光华附中学习过，他再回到母校工作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们联系了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中，得到的回复是学校确实有位叫邵贻裘的老师，但这位老师已去世，不过学校档案室还保存有他的档案。按照档案管理的规章制度，附中档案室答应我们履行好相关手续后，在档案室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可以调阅邵贻裘老师的档案。
在附中李校长与人事干部罗老师的协助下，我们终于如愿调阅了邵贻裘老师的档案，翻开两册泛黄的卷宗，首先进入我们视线的是一张邵贻裘标准照，也正是这张照片让我们第一时间确认附中的这位邵贻裘老师正是本文这批文献的主人邵贻裘。那么，展览中的这批邵贻裘文献所呈现出的学习经历是否完整？作为光华商学院毕业生的邵贻裘又为什么会在光华附中从事物理教学？在这批展览文献所呈现的邵贻裘教育世界之外，他与他的母校光华大学之间还有没有更多的故事呢？我们一边翻阅着档案，一边急切地想从中找到答案。
邵贻裘《自传》中的光华世界
所幸，《邵贻裘档案》中有一篇比较详细的《自传》，通过将《自传》内容分节与展览文献对读，不仅可以解答以上问题，甚至可以拼合邵贻裘更为细致的人生历程。以下我们就分段整理并与文献进行对读：
邵贻裘，男性，现年33岁另4个月。1922年9月21日（公历）生于浙江省慈溪县庄桥镇，我的父亲名叫廷荣，我六岁的时迁居到上海，住在本市天潼路北山西路葆青坊63号，这时父亲在福顺金号做职员，以后父亲投资慎祥棉布号、经成证券号，从事于沙布证券买卖，家庭境况好转，收入能维持家庭。我就在本市河南北路塘沽路私立钱业中小学校读书，在钱业中小学读到初中一年级。
《自传》中的出生时间、籍贯及父名在展览文献的《壬午补习社成绩报告单》《大学毕业证明》中都有所体现，但其父的职业、家庭住址以及他所读的私立钱业中小学校情况我们此前未知，特别是关于他的家庭阶层，从《自传》中可知，基本是属于中小商人阶层。
1937年8月抗日战争发生，苏州河以北受战事影响，颇不安全，迁居到本市市区延安中路545弄56号居住。由同居房客姚舜钦先生介绍，说光华大学附中学校办得较好，因此转入本市成都路私立光华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二年级读书，同时也离家较近，读到高中毕业。在光华附中时期，学校师资优良，年稍长，读书较用功，所以在这时期，学习进步很快，初中三年级时，曾得全班第一名。这时打好学习基础。
至于邵贻裘为什么会选择光华附中,《自传》中亦有说明。具体而言，一者是时事的影响，即《自传》中所言，1937年8月淞沪抗战后，“苏州以北受战事影响，颇不安全”，所以，邵家迁居至延安中路545弄56号居住。再者，是同住房客中有光华大学教师姚舜钦，经由姚舜钦引荐介绍，才考虑选择了光华附中。当然，更重要之处，光华附中在当时的附中主任兼光华大学副校长廖世承的主持之下，无论是师资队伍、还是教学活动及校园生活等诸方面均得到全面发展，在上海的中学教育界影响甚大。以此证之《自传》，姚舜钦所说的“光华大学附中学校办得较好”应是可信之语。同时，邵贻裘是由钱业中小学初一转入光华附中初二，《光华大学附属初中奖金证》所奖励的“学行、成绩均属优良”无疑可以对应他《自传》中所说“初中三年级时，曾得全班第一名”这件事。
1942年7月光华大学附中高中毕业，我仍继续读大学，当时是在敌伪时期，上海化学工业较发达，为了大学毕业后出路较宽，因此我考入上海私立大同大学化工系读书。当时校址在新闸路西摩路，由我学习不求上进，成绩低落，跟不上班，因此读到大学二年级，想退学找工作做，父亲希望我仍继续读书，选择较容易学的课程。因此我就转入本市北京西路私立国学专修馆读二年级。
《自传》中这一节内容基本解释了他在光华高中毕业后选择大同大学，而后又离开大同大学的原因。正如《自传》中所说：“上海化学工业较发达，为了大学毕业后出路较宽，因此我考入上海私立大同大学化工系读书”，邵贻裘及其家庭之所以选择到大同大学化工系深造，主要还是为了他大学毕业后的出路考虑，其实这一选择是比较合情合理的。据《自传》中说他在大同大学“成绩低落，跟不上班，因此读到大学二年级，想退学找工作做”，在展览文献中有两张大同大学的成绩单，其中一张有他化学与化学实验的成绩均为中，这一成绩按等级看只是及格，所以也符合他《自传》中所说“成绩低落”的说法。当然，因为成绩不佳，邵贻裘在大同大学的第二年产生了“退学找工作”的想法，只是“父亲希望我仍继续读书”，所以他“转入本市北京西路私立国学专修馆读二年级”继续学习，通过地址比对可知，这一私立国学专修馆就是无锡国专沪校的地址，也就是在邵贻裘从大同大学退学与重回光华开始学业之间，还有一段无锡国专的学习经历，而这一经历的材料在文献展中是付之阙如的。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因当时上海商业较发达，父亲又从事商业，认为学习商科有出路，因此转入本市汉口路证券大楼私立光华大学商学院会计系三年级读书，学习颇有成绩。1947年8月担任光华大学商学院会计系助理，1947年12月大学毕业。因学习成绩优良，本校留用，担任光华大学商学院会计系专任助教及讲师职，直至上海解放。
从《自传》可知，邵贻裘1942年7月光华高中毕业后，先后就读于大同大学化工系、无锡国专沪校，1945年9月，在离开汉口路证券大楼（光华高中办学点）三年之后，邵贻裘又重回故地，只不过这一次他是以光华大学商学院会计系三年级学生的身份出现的。重新选择光华大学商学院的原因，邵贻裘在《自传》中说“父亲从事商业，认为学习商科有出路”。从大同大学化工系到光华大学商学院，邵贻裘一直以“有出路”作为大学专业选择的标准，这一实用性的标准就是放在当下，仍是绝大多数学生选择专业的基本标准，所以本也无可厚非。不过，《自传》中的这一“找出路”的说法恐也并非全部事实，尽管因为某种时代性的原因，邵贻裘在《自传》中努力克制他对光华大学的那份情感，我们还是能感觉到他重回光华后的那份喜悦。此外，他在1946年5月为光华复校基金捐款十五万元一事，也足以证明他对光华大学非同寻常的认同。
所以，我们只能说邵贻裘与光华大学再续前缘，其实是在经过一番辗转与寻找后，邵贻裘最终确定光华大学商学院会计系才是他的理想选择，从此他全身心投入其中，也一定能再次找回那个“学行、成绩均属优良”的光华学子。以后的情况正如我们预料的那样，邵贻裘“学习颇有成绩”，并且以学生身份担任光华大学商学院会计系助理，在他大学毕业的1947年12月，“因学习成绩优良，本校留用，担任光华大学商学院会计系专任助教及讲师职”。从1937年8月转学到光华大学附中初二年级，到1947年底成为光华大学商学院讲师，邵贻裘用十年时间完成了由光华学子到光华教师的身份蜕变，也从一位懵懂无知的少年变成了一名风华正茂的大学讲师。
1949年8月上海解放后，因光华大学附中出纳乏人，当时组织上调我来私立光华大学附属中学担任出纳工作，同时，仍兼光华大学商学院会计系助教。1951年10月，光华大学附中改为公立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由于工作上的需要，组织上叫我担任会计工作。1953年2月，由于学校物理教师不够，我除担任会计工作外，兼教物理，每周8小时。1953年9月，由于学校班级扩充，师资缺乏，组织上调我担任教物理。当时我就担任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物理教师兼初三班主任直至目前。
《自传》的这部分内容明确交代了邵贻裘为什么到华东师范大学附中工作，并担任物理教师的过程。原来，上海解放后，光华大学附中缺乏财务人员，组织上调邵贻裘来光华附属中学担任出纳，但仍兼任光华大学商学院会计系助教。1951年10月，光华大学与大夏大学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原光华附中与大夏大学附中改为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1958年改名为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邵贻裘就此担任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会计工作。同时，由于学校物理教师不够，邵贻裘在会计工作的同时，兼教物理。1953年9月，学校扩招后，物理老师缺乏，所以邵贻裘就以物理教学为主，并兼任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初三班主任。应当说，我们对邵贻裘人生经历的追索，因为网络信息的出现而充满奇妙色彩，特别是《邵贻裘档案》中《自传》的发现，让我们得以知晓邵贻裘光华展览文献之外更多有关他与光华大学的故事。
当然，追索中不免会产生新问题，比如作为商学院会计系毕业的邵贻裘为什么会转型去做中学物理老师？恐怕不是学校物理老师不够就能解答的，至少邵贻裘要有中学物理教学的能力。他具有这样的能力吗？其实答案也在邵贻裘的这批展览文献中。如前所说，邵贻裘曾经有过两年大同大学化工系的学习经历，尽管他的化工专业成绩不甚理想，展览文献中的大同大学成绩单显示，他的物理与物理实验两门功课的成绩均是优等，我们以为，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邵贻裘具备中学物理教学的能力。
此外，上引《自传》的写作时间是1956年2月，其时邵贻裘三十三岁，那么，1956年之后他一直在华师大第一附中任教吗？他何时退休？现今去世与否？当然，这些问题都可以在《邵贻裘档案》中找到答案，档案显示邵贻裘一直任教于华师大第一附中，并多次获得先进工作者称号，直至1982年9月退休。退休后，他颐养晚年，又历经了三十一载春秋，生命的指针最终定格于2013年11月17日，享年九十一岁，可谓寿终正寝。
综上所见，邵贻裘在初中时就与光华相遇，接着又成为光华高中、光华大学中的一分子。此后，又留校而成为一名光华教师。在光华大学完成历史使命，与大夏大学合并而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后，邵贻裘也随之来到光华附中的新站台——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成为一名物理教师直至退休。可以说，是光华大学栽培了邵贻裘，更给他人生前行的指引，特别在他人生迷茫之际，使他重新找到自信与安身立命之所。当然，邵贻裘对光华大学也是满怀感恩的，从他为光华复校慷慨捐款，到毕业后选择留校，直至作为光华附中的一员而为之服务终生。尽管，比之光华历史上那些光前裕后的杰出人物，邵贻裘只不过是万馀名光华学子中的普通一员。但我们以为，邵贻裘这批光华文献的意义正在于此，它让我们看到宏大叙事与伟大人物遮蔽下的一位普通光华学子的人生经历与选择，特别是他对光华“投木报琼”的感恩之举，更可见一位光华学子爱校敬学的赤子之心，或许这也是光华这所私立大学能够在战争摧残、财政困境等不利局面下顽强生存下来的原因之一。
最后，在梳理本次展览中的学人翰墨时，发现一张光华校友周有光先生在一百一十一岁高龄时写下的“一生有光”四字书作，我们以为，这行笔触颤抖的字迹既可作为周有光一生追求光明与真理的夫子自道，也可以作为诸多求学于光华大学的学子的人生写照。以此来概言光华大学之于邵贻裘的绵恩长泽，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一生有光”